全球每年有80万人死于自杀, 其中尝试自杀者是自杀死亡者的10-20倍[1]，在我国，自杀是第五大死因，全国大学生第二大死因[2][3][4]。每一个死于自杀的人背后是无数为之心碎的家庭，也让远隔千里的我们深感困惑：
他/她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希望接下来的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你的疑问。
自杀行为的研究往往因研究内容和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下面将简要介绍一些常见的自杀研究的方式。
具体的研究对象受研究目标的影响。如果是研究自杀者特征的，通常为医院里因自杀倾向而住院的患者或具有高抑郁焦虑水平的人（当然相应地会设置患者对照组和健康对照组），如果是研究自杀相关的语言学特征的研究，研究对象可能为自杀者的遗书（当然已获得授权并给予补偿）和互联网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评论。
下面将从被试分类、具体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3个层面简要介绍自杀相关的研究方法。
被试分类和被试相关的数据获取：被试分类方法通常依靠临床心理相关的量表（比如常见的抑郁量表和焦虑量表）/精神科确诊情况和自杀相关历史（是否有过自杀的想法，是否尝试过自杀）。而通常需要收集被试的以下信息：基础个人信息（性别、年龄、家庭收入等）、精神病学相关的症状水平、自杀意念强度。这些信息通常可通过自制的调查问卷和信效度良好的量表收集。
具体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取向使用的方法不同。神经心理研究通常使用行为实验，根据研究需要配合脑电图（EEG）/事件相关电位（ERP）、眼动、功能影像学技术，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生物学取向既可以采用神经心理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通过收集患者体液、毛发等进行相关检测，还可以通过检查自杀者的尸体来推测自杀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进行研究；质性研究可以与相关的人士进行访谈；自杀行为特征的研究现在采用瞬时评估技术，即，让参与者下载特制的APP，每隔几分钟或几小时或几天让参与者评估自己的自杀意念；至于自杀相关的语言学评估可能需要人工智能参与的语义分析。
数据分析：数据分析的方法需要根据研究设计和收集到的数据类别。常见的统计方法（如t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在自杀相关的研究里十分常见。对于涉及多个变量的研究，网络分析是新兴的数据分析策略。
自杀相关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都要遵守基本的伦理准则。不过，自杀相关的研究还有一个特殊的伦理问题：有自杀倾向的被试的保护。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它有时会涉及到被试生命安全和其它权益的冲突。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做法，根据情况给予被试转介资源或者强制转介。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被试在研究参与开始前都要对此知情。
对于许多自杀者来说，从萌生自杀的想法到将自杀想法付诸行动的过程是漫长且煎熬的，因为这个过程中他们要经历许多的身心改变。目前，有多个自杀理论模型试图对这个过程进行解释，也有多项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
自杀意念产生的源头多种多样，社会压力、慢性疾病（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应激事件等都可以让人产生自杀的想法。
自杀能力的获得通常和先天性因素、获得性因素和现实性因素相关。先天性因素是指主要由基因驱动的相关变量，比如疼痛感知能力或血液恐惧症。获得性因素指的是对与痛苦、伤害、恐惧和死亡相关的经验的习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更高的自杀企图的能力，与自杀获得性能力的概念相同。现实性因素是指使自杀企图更容易的具体因素，比如农药和枪支的易获得性。
不过它们并没有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到自杀者们在生死边缘挣扎时面临着什么。不过，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我们了解到自杀者在生死边缘挣扎时，他/她可能会在这些层面会经历这些事情：
感知觉的变化：自杀者的时间感知减慢，这让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出现偏差，可能会让他们错误地认为痛苦会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发生改变[5]，而持续的心理痛苦会影响自杀的发生[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杀者的内感觉，即对自己生理状况的感知，也会变得反常[7]。内感受的失调会让内感受失调的人与身体“脱钩”，影响其对疼痛的感知。而疼痛感知的能力是自杀能力获得的重要影响因素[8]。
情绪调节困难：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或者极端愤怒的时刻，不过，如果这些情绪不利于环境适应的话，大多数人都能有效地使用不同策略调节它们。对于自杀者来说，他们的适应不良情绪修复能力存在不足[9]，这让他们很难有效地调节情绪，在负性情绪状态下更容易冲动地做出自杀的决策。
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痛苦：对于自杀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之一莫过于是“无路可走”的绝望——尽管他们面对的某些情景并不是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毫无出路。面对困境时，人们需要借助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的能力去适应新环境，找出适合当下环境的问题解决措施。然而，很多自杀者会陷入心理僵化（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他们可能会简单化地看待他们的面对的痛苦，不太愿意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如果已有的方法无法改善困境，那他们可能会把自杀视为问题的解决方案[10]。另外，自杀者的认知功能受损也会影响他们的问题解决和情绪调控的能力，也影响他们对自杀的关注和对自杀行为的控制[11]。
重压下的身心崩溃：在讲压力和自杀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
当人们面临压力时，海马回的神经元因压力而激活，开始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FR）。而CFR作用于脑垂体前叶，使其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ACTH转而刺激肾上腺，促进其释放应激激素皮质醇。皮质醇通过糖皮质激素受体广泛作用于躯体与大脑的多个部位，使个体在突发压力时立即产生应激反应，有效调动必要的身体和大脑的反应，同时关闭浪费能量的不必要反应。最后，该应激激素皮质醇通过对垂体和下丘脑的负反馈抑制，而阻滞躯体的急性应激反应。正常情况下，HPA轴是受负反馈调节的，稳定可靠的结构[12]。
但是，如果个体面临慢性压力，HPA轴长期激活，生成过高浓度的皮质醇，同时也影响着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敏感性和炎症反应。HPA轴功能失调和神经免疫过程的异常和自杀行为息息相关[13]。根据压力敏感性假说，一个人在这种相对脆弱的情况下，如果再受到一些压力事件的影响，那么这种压力事件可能会成为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14][15]。
不过，不是所有的自杀者都会经历这漫长的过程。有研究发现，自杀过程持续时间呈双峰分布，这表明自杀有异质性的特点[16]。在中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在自杀时考虑自杀时间不超过两小时，有的人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想过自杀[17]。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呢？人在经历人际冲突或者负性事件时感到情绪“不堪重负”，是正常现象。然而，这些“不堪重负”的时刻可以对人短时间内的自杀意念产生巨大影响 [18]，让人们觉得“生无可恋”，带来所谓的“急性自杀危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冲动性自杀者当中，有一部分人当时并不想死，做出自杀行为是因为在权力博弈中遭受挫败，为了“争口气”，挽回自己的人格价值，或在人际冲突中表达强烈的委屈和不满[19]，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危险性估计不足[20]，这种冲动的行为，也容易和经历漫长煎熬后的自杀行为一样造成悲剧。
什么会让人自杀？谁会自杀？这一直是自杀研究者们致力回答的问题，他们也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经过研究者和一线干预工作者不懈的努力，人们发现了许多和自杀相关因素：精神疾病、人际冲突、既往行为史和家族史、负性生活事件……
不过，发现自杀的相关因素，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很好地预测自杀行为。目前的自杀筛查，大多数是基于已知的其中一个因素（最常见的是抑郁和绝望）或者一套警告行为信号，它们的预测能力仅为中等水平[21]。
因为自杀是极其复杂的，将这些因素孤立地理解无助于对这个行为的理解乃至预测。实际上，它是由不同的长期的和短期的因素互相关联，共同构成复杂的行为风险网络，一个因素上的变化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因素对整个网络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个人的自杀风险可能会因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迅速升高。[22] [23]而且，每个人的风险网络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风险网络相对稳定，有的人恰恰相反。举个例子，一件常见的生活事件给人带来了压力和负面情绪，有些人的情绪调节能力相对较好，和比较不错的问题解决能力，这些因素有助于情绪强度的减弱和压力的降低，让整个系统，即自杀风险，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不过，假如有一个人，他长期面临着财务压力，又没有良好的人际支持，一直感觉自己是生活的奴隶，不管做什么都被生活困住了，那么，当他面临同样的处境时，他的负面情绪和这些情形相互作用（慢性压力和缺少支持的感受可能会让他感觉更糟，而糟糕的感受又反过来增加了他的压力，让他感觉更加孤立无援），制造出1+1>2的效果，提高自杀风险。
自杀这么复杂，影响因素那么多，并且其中有不少因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比如社会经济水平，那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努力，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呢？自杀预防这个宏大的主题是不是与我无关呢？
不是的。
诚然，自杀的许多影响因素的改变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乃至国家和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不过别忘了，我们对他人的善意，就是大家为自杀预防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在别人陷入痛苦时伸出的援助之手，抑或鼓励对方寻求帮助的话语，或者只是一个友善的微笑、一句“你还好吗”都可以温暖一个陷入痛苦的灵魂，也有可能改变一起潜在自杀事件的结局。
